20世纪最优秀的古罗马历史学家塞姆代表作罗马历史研究者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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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优秀的古罗马历史学家,《罗马革命》作者塞姆另一代表作,罗马历史研究者必读书。

萨卢斯特被塔西佗称为最杰出的罗马历史撰述家。凭借这部经典著作,罗纳德·塞姆成为20世纪第一个把萨卢斯特放到其社会、政治和文学背景中进行考察的学者。以往的研究者仅仅将萨卢斯特视为雇用文人或小册子作者,但塞姆的著述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与萨卢斯特的文学成就联系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一位没有党派偏见的历史撰述家。

塞姆作为20世纪最优秀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明确地将历史学者比之于小说家。他的历史叙述“追求小说的连贯性”,并因此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1903—1989),20 世纪最杰出的古罗马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卡姆登古代史教授。著有《罗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1939,中文版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和《塔西佗》(Tacitus,1958)。塞姆荣誉等身,所获嘉奖不胜枚举,还在五大洲的十一个国家获得了荣誉学位。

罗纳德·塞姆的《萨卢斯特》是一部传记,确切地说是一部传记形式的历史学著作。按照本书前言作者的说法,关于罗马精英人物的传记研究法是塞姆这位被公认为20世纪英语学界最杰出的罗马史专家最伟大的史学方法论成就——有必要指出的是,本书前言的作者同样遵循这样的史学研究方法,为塞姆作传,进而评析塞姆的学术生平及其史学成就。而塞姆的成名之作《罗马革命》即是以奥古斯都传记的形式,通过构建相关的婚姻、家族、利益与权力的关系网络,展现和分析了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历史剧变。然而,与《罗马革命》这部给塞姆带来声誉并且在罗马史研究领域之外同样广为人知的传记学历史研究著作相比,同样属于传记史学作品但读者范围相对较少的《萨卢斯特》却有一个非常值得强调的不同之处,即《萨卢斯特》的核心传主并不是一般历史学更多关注的那种奥古斯都式的、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的精英人物,而是一位虽然有过从政经历但以撰述罗马历史而闻名后世的古罗马历史撰述家。

1964 年出版的《萨卢斯特》是在1959 年的六场萨瑟古典学讲座基础上增订成书的,这并不是塞姆以历史撰述家为传主的第一部历史研究论著。在此之前,塞姆曾将塔西佗这位罗马帝国的历史撰述家作为中心传主,考察追溯了塔西佗的生平经历、历史撰述以及与此相关的罗马帝国史。《塔西佗》一书篇幅庞大,两卷本总计八百余页,如果说塞姆急于在1939 年发表的那部第一次运用传记学方法的《罗马革命》更多具有一种警示当时历史现实的目的,因而不乏诸多充满争议的缺陷,那么1958 年出版的《塔西佗》则更为明显地展现出塞姆细致而严谨的文献考据功力和治史之才;可以说,《塔西佗》是塞姆运用传记学方法的一部更为成熟的著作。按照塞姆本人的说法,他对塔西佗怀有长期的热爱,这种热爱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期,“而且从未消退”。据本书前言的作者介绍,塞姆和塔西佗之间的紧密关联是被很多学者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所谓“塞姆已融入了塔西佗,塔西佗也融入了塞姆”,罗马不但体现在历史叙述的态度观念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深入到了历史写作的文风方面。在早年撰写《罗马革命》时,塞姆从一开始就贯彻了塔西佗式的政治态度和文学风格,因而毫不意外的是,对塔西佗的推崇备至让塞姆选择塔西佗作为进一步践行传记学研究方法的首要传主。

不过,相较于《塔西佗》这部让人望而生畏的大部头作品,篇幅相对较小的《萨卢斯特》在塞姆的古罗马研究专著中似乎有着更为特殊的地位。塞姆在《塔西佗》中重点突出并强调了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一位历史撰述家对于塔西佗“无所不在的影响”,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hkslmmsa.com/,罗马这位历史撰述家就是本书讲述的主人公萨卢斯特。因而同样不会令人意外的是,在接下来的萨瑟古典学讲座中,塞姆将萨卢斯特定为了讲座的主题,并于五年后增订成书。《萨卢斯特》这部著作通过讨论和分析“作为撰述家、政客的萨卢斯特和作为一个人的萨卢斯特”,阐述了与之相关的罗马共和国晚期史,具体而言就是罗马共和国走向帝国与君主制的历史;很明显,这段历史的主体内容恰恰是《罗马革命》所呈现的历史剧变——由此回看《罗马革命》一书也并不让人意外,萨卢斯特正如本书前言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罗马革命》中和在《塔西佗》中一样,恰恰也具有同等突出的地位。因此,从萨卢斯特与《罗马革命》和《塔西佗》的密切关系来看,《萨卢斯特》这部和《罗马革命》比起来更能体现塞姆文献考据功力但在篇幅上又比《塔西佗》更容易让人接受的著作,可以说更为集中地展现了塞姆本人的学术旨趣、治史方式和史学理念。换句话说,相比于让塞姆蜚声学界的《罗马革命》和那部使其传记学研究方法走向成熟的《塔西佗》,《萨卢斯特》看起来更有理由成为学术意义上塞姆研究古罗马历史的代表性著作。

将《萨卢斯特》而不是《罗马革命》视为学术意义上塞姆研究罗马史的核心代表作需要回到这里一开始就曾指出的一个重要事实:《萨卢斯特》的传主是一位历史撰述家。也就是说,《萨卢斯特》并不是一部纯粹研究历史本身的历史研究著作,而是一部融合了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历史学论著,其中关于罗马共和国转向帝国的历史研究贯穿了对于萨卢斯特生平经历及其历史撰述的编史学讨论和分析。

从现代史学研究的材料选用规范来看,《萨卢斯特》一书对于相关历史时期的罗马史考察,至少在表面上主要立足和依系于萨卢斯特这位经典史家所撰述的经典史著,即史家对于历史本身的记述和看法,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第一手的原始材料。这一点无疑指向了一个现代历史研究中时常隐含但往往又容易习焉不察的问题:史家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述与历史事件发生时期留下的非文学文献比起来,究竟哪一种文献更有分量或更为可信?关于这一问题,塞姆在《萨卢斯特》之前的《塔西佗》当中谈到希巴纳铜板(Tabula Hebana)关于纪念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的记录时即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以忠心热忱的小镇恭恭敬敬地记录在铜板上的那些临时应景的说法来质疑塔西佗这位执政官史家的记述是异想天开的”;塔西佗这位经典史家的历史著述“不会比出于公用而设立的碑文存在更多的偏颇”。碑铭之类的文献在现代史学运用的史料范畴中总体上属于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按照现代史学客观实证的内在原则与规范,严谨的历史学研究一般会要求尽可能多地使用这种类型的文献材料。塞姆关于希巴纳铜板和塔西佗历史著述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作为现代史家的塞姆会断然否弃碑铭性质的原始材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但他对于经典史家和经典史著的重视明显可以指向这样一个论题:相较于单纯依据原始材料来准确陈述历史事实的传统史学工作,了解经典史家和考察经典史著如何阐述与理解历史并由此认识历史本身,可能恰恰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和更为特殊的意义。

事实上,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本身并不会说话,但问题的关键尚不在于此,而是在于这类史料本身对于历史信息的呈现并不会或者未必是出于客观实证的理念原则。另一方面,诠释和考察经典史家及其经典史著,并非意味着忽略和疏离传统史学工作所关注的准确性、真实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依系于经典史著的编史学研究必须与“建构真实”的后现代史学风气有所区分。编史学的研究可以和任何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历史研究一样,具有求取准确和区辨真实与谬误的目的,只不过,这种研究看重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未必一定是基于客观实证原则的真实与准确,因为确切而真实地了解历史,实际上不仅需要准确地再现和陈述基本的史实,若想确凿无误地呈现历史,本身还会涉及以何种理念、思路、逻辑和倾向来认识、理解和诠释历史与史实。在这个意义上,编史学研究所关注的准确、真实与谬误,实质上更多是指理解历史的方式和理念是否更有“道理”以及是否无法令人信服;换句话说,编史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在了解史家和区辨史家著史之优劣的过程中考察和认识更有“道理”的逻辑和无法令人信服的逻辑,特别是史家择用、考订和理解历史材料的理念和思路,从而为确切真实地了解历史本身提供更有“道理”的言说脉络和观念基础。就此而言,史家的历史著述,特别是经典史家的经典史著,显然要比自身并不能说话的原始史料富含更多的信息和指引。

单纯就著述形式和研究方式而言,塞姆的《萨卢斯特》其实恰恰可以算作沟通这种编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尽管这部著作本身的具体论述或许并未充分展现出上述编史学研究的内在价值和特殊意义。当然,作为一部融合了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历史学论著,《萨卢斯特》的研究方式本身就可以作为这种编史学的研究对象,这一点自然也就指向了这部著作在著述形式上作为一部传记的传记学研究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虽然是塞姆学术生涯中“最强劲的批评者”,塞姆也曾以发表著述的形式非常罕见地回击过莫米利亚诺的批评,但在传记的问题上,两者却在某种程度上走到了一处——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有关传记的具体问题上不存在分歧。莫米利亚诺在关于西方历史学研究传统的讨论中非常重视传记这种历史记述和历史研究的类型和形式,1971 年,他还专门发表了一部研究古希腊传记的编史学研究,《希腊传记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Greek Biography)。在他看来,相对于贯穿某种倾向和理念的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或艺术史等历史研究类型,传记这种古老的记述类型始终是一种相对简单因而也更为清晰的历史学形式;在一个令历史研究者颇感疲劳的历史主义时代,传记逐渐走向历史研究的中心是一个毫不奇怪的历史学现象,因为这样的历史记述形式或历史研究类型恰恰可能有助于缓解这样的疲劳。而在罗马史领域,正是塞姆将一种通常被称为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的传记研究方式推向了罗马史研究的中心。

塞姆的《萨卢斯特》,当然也包括之前的《塔西佗》,既是一部传记形式的论著,也是一部编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这种融合传记、编史学和历史研究的特殊研究方式可以说始终在提醒历史学研究中关注经典史家和经典史著的重要意义。这或许也可以算作译介《萨卢斯特》的价值所在之一。塞姆在《萨卢斯特》序言的第一句话当中首先提到了“中国古典史家”及其撰史的“规矩”,其中对于萨卢斯特人格特征、生平经历以及写作风格的精彩分析,更是容易让熟悉中国文史的学者直接联想到中国文学家李长之先生所写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以塞姆对中国古典史学的了解,他想必也清楚作为某一种传记形式的“纪传体”在中国古典史学编撰体例中的核心地位。他将传记学作为自己首要的历史研究方式,或许也对中国古典史学这种异己的思想资源不无借鉴,他将西方古典的历史撰述家作为这种传记研究方式的传主,或许也可以看作是由此反观自身所属的学术思想传统如何记述、理解和认识自身历史与文明传统的一种方式与尝试。在这个意义上,译介和了解塞姆的《萨卢斯特》,反而像是通过重新“回忆”我们自身的某种思想文化传统,认识和理解异己的历史文明传统。当然,无论是“回忆”我们自身还是认识《萨卢斯特》中的古罗马世界所属的异己的历史文明传统,关注过中国古典史家和史学的塞姆及其所写的这部融合传记学、编史学和历史研究的《萨卢斯特》,实际上始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值得思考的路径和尝试:考察和理解经典史家和经典史著,同考订不会说话的原始资料相比,特别是与我们在研究异域文明的领域不太可能具有优势或不太可能擅长,但依然可以努力着手的一手史料占有工作和解读工作比起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萨卢斯特》这本著作中,塞姆专门用一章的内容(第12 章“撰史与风格”)详细分析了萨卢斯特历史写作的文风特征,其中还谈论了萨卢斯特和塔西佗在撰史风格上的影响传承和细微的差别。本书前言的作者在文中指出,“萨卢斯特的集中紧凑和言简文约影响了塔西佗,这两种文风特点也造就了塞姆本人独特的写作风格。其入木三分的描写与尖酸刻薄的机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正是由于这样的写作风格,塞姆“修辞上的省略用语”同时也给人带来了“难以捉摸、晦涩难解”的麻烦,这也是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始终需要面临的困难;更何况,塞姆的论述旁求博考,博大而精微,远非译者学力之所及,对于这样一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历史学家所写的著作,译者的翻译只能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其中难免存在诸多错漏之处,唯愿专家和读者提出最为严厉的批评和指正。

《萨卢斯特》一书的引文注释方式基本延续了《罗马革命》和《塔西佗》中的做法和习惯,其中引述了大量拉丁语经典文献的原文。本书的翻译遵循《罗马革命》这一在前珠玉的翻译格式,对一切古代的拉丁语原文予以保留,以便专家读者查阅指正;未保留原文的注释引文皆属现当代学者的研究著述,特此说明,以免读者疑惑。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注释中的参考文献名称多以缩写方式出示,但遗憾的是,《萨卢斯特》并未像《罗马革命》和《塔西佗》那样专门在书后列出缩略语汇总表,本书的翻译参照塞姆在《罗马革命》和《塔西佗》中的缩写习惯,尽可能还原扩展了原书注释中的文献缩写。至于古代经典文本名称的缩写,本书的翻译也进行了还原和扩展(仅按原书保留极个别常见或不易引起混淆的文献名称缩写)。

对于本书的翻译,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的推荐和信任,他对于学术的热情和对晚辈学生的关切是译者能够坚持完成这项翻译工作的精神动力。另外还要感谢焦崇伟、肖京、Daniela Alderuccio、李雪菲等好友,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均给予译者最及时和最亟须的帮助,而三联书店的编辑王晨晨女士对于译者的耐心与督促则最终帮助本书的翻译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还要感谢父母在家中无微不至的照料,没有他们,我不会有更好的身体来完成更多应该完成的事情。

在这本书中,他们主张比较研究必须反对“孤立主义和将人类巴尔干化为彼此分离的文化实体”,并确定了他们的目标,“探究对应的比喻或象征手法,而不是抛出一套大而化之的东西方对比”。他们通过对希腊和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经典文本的创新解读,始终以使它们相互辉映为目的,令人钦佩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海妖与圣人何以并提?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特殊的张力?这本比较古典学著作,以海妖代表的知识与圣人代表的智慧为线索,串联起古希腊与古典中国最重要的文本。通过比较《诗经》和《奥德赛》,司马迁和修昔底德,孔子、老子、庄子和柏拉图,向读者呈现两大文明如何回应各自内部的危机与变革。

萨卢斯特被塔西佗称为最杰出的罗马历史撰述家。凭借这部经典著作,罗纳德·塞姆成为20世纪第一个把萨卢斯特放到其社会、政治和文学背景中进行考察的学者。以往的研究者仅仅将萨卢斯特视为雇用文人或小册子作者,但塞姆的著述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与萨卢斯特的文学成就联系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一位没有党派偏见的历史撰述家。

塞姆作为20世纪最优秀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明确地将历史学者比之于小说家。他的历史叙述“追求小说的连贯性”,并因此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1903—1989),20 世纪最杰出的古罗马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卡姆登古代史教授。著有《罗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1939,中文版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系列)和《塔西佗》(Tacitus,1958)。塞姆荣誉等身,所获嘉奖不胜枚举,还在五大洲的十一个国家获得了荣誉学位。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古代世界最为强大的政权,并且是所有前现代帝国形态中持续时间最久的。他们在全盛时期虽然只占据地球版图很小的一部分,但却统辖着近半数的全球人口。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扩张、衰败,在某些方面,他们就像分居欧亚大陆两端的一对双胞胎。

本书收录了八篇文章,作者包括赵鼎新、陆威仪、普鸣等,他们从比较视野研究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国家权力,分别讨论这两个影响深远的文明大国在这些方面的异同:王权与国家精英的构成、行政决策的制定、国家官僚制度的组织与运作、国家财政的收支、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宗教信仰与王权正统的关系等。

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迪卡森讲席教授、古典学和历史学教授,古罗马研究领域当前最重要、最活跃的学者之一。所涉领域主要包括古代社会和经济史,前现代历史人口学以及世界历史的比较和跨学科研究。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有《罗马与中国: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国》《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 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

古人如何理解“礼”,是礼学思想史叙述的基本视角。礼是人为创作,还是自然生成?圣人制礼的实质是制作经典,还是保存历史制度?礼如何实现教化的意义?对这些核心议题的不同探讨,构成了传统礼学演进发展的张力。

礼学发展到唐宋之际,以文本解释为主的汉唐注疏传统日渐枯竭,宋人开始在“追法三代”的信念下,为“礼”重建思想根基。本书梳理了从赵匡、杜佑、聂崇义、刘敞、陈祥道,再到李觏、王安石、张载、二程、吕大临的礼学研究,最终落脚在朱熹对于不同礼学方法与思想的统摄上。这些唐宋之际的思想家对礼的规范性来源和人性论基础进行了重新阐释,由此实现了礼学思想与礼仪实践的历史转型。

冯茜,1988年出生,四川成都人。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现为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经学文献、礼学与礼制史的研究。

作者,起也。“作”有兴起、创新之义,但孔子却讲“述而不作”。是“述”还是“作”,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中围绕“创作”“人为”观念展开的一场历史悠久的论辩。“述作之辩”不仅是哲学层面上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呈现,其核心在于大变革时代人们对新制度——中央集权帝国——合理性的阐释,体现出“创新”为中国历史进程带来的文化张力。

此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普鸣的代表作之一,由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作者追溯并分析了商周卜辞铭文、战国诸子文献及秦汉政论中有关“创作”的叙述,不仅延续了西方汉学对“关联性思维”的探讨,也为考察中国古典文明提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视角。

中西文化存在怎样的根本性差异,是马克斯·韦伯、葛兰言、李约瑟、张光直、葛瑞汉等西方的中国研究者孜孜不倦讨论的焦点——二元与一元、断裂和连续、超越与原始、悲剧与和谐等各种两极化概念充斥着20世纪的中国思想研究,将中西置于绝对的对立关系上。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文化拥有了一种固定不变、仿佛与生俱来的预设——“天人合一”。

《成神》则致力于反思并消除这些固有的习见。通过分析商周卜辞铭文、战国诸子文献及秦汉史论中呈现的凡人与天神的复杂关系,普鸣重构了“天人合一”背后蕴含的“关联性宇宙论”在中国兴起的历史过程与政治背景:在他看来,“人”与“神”的界限、人能否“成神”等问题在早期中国经历了一场长期的论辩,“关联性宇宙论”并非是一开就存在于中国的基础性预设,而是在与祭祀占卜活动的对抗中逐渐成为了主流。普鸣在《成神》中讨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比较模式,即将历史分析与比较性视角相结合,既关注相似的宏观历史处境,又注重细微差异的辨析,以期在中国与其他文明的对比中获得更丰富的意义。

普鸣(Michael J. Puett),1986—1994年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师从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获人类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任教,现为Walter C. Klein中国历史讲席教授,东亚系、人类学系双聘教授。

普鸣教授对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有重要贡献,其课程《传统中国之伦理与政治理论》极受哈佛大学本科生欢迎。2013年,被评为对本科教学有杰出贡献的五位教授之一;2017年,被评为哈佛大学15位年度教授之一。

在离开雅典民主繁盛时期近两千五百年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希腊悲剧?西蒙·戈德希尔的这本小书一方面将悲剧看作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社会生活和公民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引入现代文学批评的视角,对希腊悲剧的本质及其涉及的重要问题如语言与城邦、人与城邦、知识与心智、作为戏剧的戏剧等进行了独到的考察。在详细讨论三大悲剧家的剧作的同时,向读者揭示了希腊悲剧中的问题、张力和不确定性。

无论是古典学者,还是希望以一定的批评意识接近希腊悲剧的普通读者,本书都将提供帮助和启发。

西蒙·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古典学家,就职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与剑桥大学古典学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古希腊悲剧、古希腊后期文学、古希腊文学接受史等,在古典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其著作已被译为十余种语言出版。2009 年当选为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会院士;2010 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中心(CRASSH)John Harvard 名誉教授;2016 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现任剑桥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中心主席。《阅读希腊悲剧》为作者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其他代表作有:Aeschylus :The Orestia(《奥瑞斯提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Jerusalem :City of Longing,Victorian Culture and Classical Antiquity,Sophocles and the Language of Tragedy 。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自己的《奥德赛》。美国著名古典学家查尔斯·西格尔倾三十余年心力研究和讲授《奥德赛》,为这部伟大史诗的诠释史注入了新的丰富内容。

通过西格尔的视角,我们看到的奥德修斯,是一位想要挽救同伴而无能无力的首领,一个机敏灵活坚强隐忍的英雄,一个善于讲述也懂得倾听的吟游诗人,一个历经磨难而雄风犹在的国君,一个忧伤的儿子,一个坚强的父亲,一个懂得和妻子分享的丈夫,一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男人。审慎和聪明没有消除其善良的天性和信任别人的能力,漫长的漂泊流浪也没有把他的心磨砺得太过坚硬而失去可贵的敏感与温情。最终我们将理解,奥德修斯的旅程就是人类自己人生旅程的一种代表和缩影。

在引人入胜的叙述背后,西格尔也密切关注史诗中的风格、构思和神话模式,思考了吟游诗人与听众之间的关系、荷马对诗歌本质的处理等诸多问题。正如Louise Pratt所言:西格尔帮助我们看到文本中最好的东西,也能让我们看到最有可能的潜在意义。

查尔斯·西格尔(Charles Segal,1936-2002),美国古典学家。1961 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自1990 年起在哈佛大学担任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西格尔擅长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广阔,在奥维德、荷马、塞涅卡和欧里庇得斯的研究方面均有建树,尤以解读诗歌为胜,是20世纪最为高产的古典学家之一。一生发表论文无数,出版专著21 部,除本书外,代表作还包括Landscape in Ovid’s Metamorphoses (1969), Tragedy and Civiliz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Sophocles (1981,中文版三联书店即出), Dionysiac Poetics and Euripides’ Bacchae (1982), Lucretius on Death and Anxiet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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